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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说今年的酷玩是EMI唱片公司的救市员，Radiohead、保罗·麦卡特尼和滚石乐队都相继离开，EMI的筹码仿佛全押在酷玩身上。可当初这支乐队也是只反商业化的“刺头”，他们保有高度的音乐自主性，喜欢掌控一切，除了共同制作专辑，从音乐录影到艺术设计，事必亲躬，第二张专辑《降落伞》的封面照片都是他们自己拍的，即使获得多方的强力邀约，也没有任何一首单曲被当作广告歌，他们也不让自己的歌收进电影原声带。但今年谁都不会忘记第一次听到新专辑主打单曲《Viva La Vida》时的惊喜，它是苹果iPod+iTunes的广告歌。这是个聪明选择，从2001年开始，名不见经传的小乐队会被苹果公司相中，做成广告继而名扬四海，从CSS乐队到去年热到不行的菲斯特，苹果广告歌已经成为唱片业最热门的推广模式，地位等同于奥普拉的“读书俱乐部”，它全然脱离旧有的广告歌曲框架，推广产品的味道渐淡，弘扬艺术的意味更浓。酷玩与苹果，这两个恰好都名列“无聊白人喜欢的”名单，它们仿佛联手演绎着约翰·斯梅尔给“中产阶级”定下的两大要件：既有理性的财富观，又追求闲适文雅。
纽约的卡莱尔苏格兰酒吧并不是个能见到摇滚歌星的地方，可每逢星期一晚上，伍迪·爱伦拿着他的单簧管和着他的新奥尔良爵士乐队，会在那里表演“连仁慈的上帝都忍不住大骂”的音乐技艺，克里斯·马丁总会坐在台下。他是伍迪·爱伦的超级粉丝，“所有人要么太乐观，要么太悲观，伍迪·爱伦却是刚刚好。”他称赞。他喜欢伍迪·爱伦，这也刚刚好。他可以称得上摇滚乐历史上最自谦的歌星，总是说“我不忍心听我自己的歌，因为那让我羞愧难当冷汗直冒”，或者“我们有一规矩，只能四个人同时登台表演，这是因为还没有哪一个有独自压住场的台风。”这个长得好象“豪斯医生”青年版的摇滚青年，一点都不“摇滚”，他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吸毒，一直到22岁还保持着童贞，干得唯一华丽的事情是迎娶了好莱坞明星格温妮丝·帕特罗，有了个名字被反复争论的女儿，可他的妻子，也是温婉的邻家女孩。
关于酷玩乐队在中国，我听说过这么一个故事。一位音乐青年北漂到北京，组建乐队碰了壁，被中央电视台的“足球之夜”收留，当个音乐编辑，彼时一有什么年底回顾节目，保留曲目都是罗大佑的《光阴的故事》，但在这个机灵小青年手下，当年的巴西队回顾，配上了一首《YELLOW》。据说，“足球之夜”就是从那个时候吸引了一大批小资。以酷玩乐队为趣味标杆的《无聊白人喜欢的》，的确无关种族，我和一大批酷玩乐队的中国粉丝都忝列其中。作为其中比较“高级”的一位，在听他们的新专辑《Viva La Vida》时脑子里又忍不住演起了小电影，我喜欢 《Yes / Chinese Sleep Chant》中东味的弦乐，被《42》中钢琴与吉他的回转迷住了，这是群有画面感的歌儿，好象带着某种古典气息，在某一瞬间，这些歌曲引导我看到了一幅17世纪的英国画面，那里是约克郡的哈利法克斯教区，一场盛大的斗鸡赛正在举行，参加斗鸡的两股势力分别代表着教区的下等穷人与上等乡绅，而在一旁观战的是正在崛起的中等阶层，他们既不想错过热闹，又怕弄脏了衣裳，就那么饶有趣味又颇具疏离感地站着。
克里斯·马丁本人就是一个“无聊白人”，他正直谨慎地活着，又足够忧伤。等到有了足够知名度，也会不失时机又节制地对政治发言，他又变成了另一个“无聊白人”，年轻版的Bono：一个为没有发言权的族群发声的鼓吹者，一个寻求去矫正世代错误观念的音乐家，一个为人喉舌的代言者，一把手枪，一只鞭炮，一个扩音器。 |
